摘要：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并未在西方国家掌控的评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中得到体现。中国主权信用的长期低估主要表现为评级上升缓慢，并且很难得到较高评级。文／徐秀军过去数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对外经济交往日益深入，为中国...
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并未在西方国家掌控的评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中得到体现。中国主权信用的长期低估主要表现为评级上升缓慢，并且很难得到较高评级。
文／徐秀军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对外经济交往日益深入，为中国信用的稳步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西方国家掌控的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却一直并不理想。
截至目前，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的最高评级为AA-，展望为负面；穆迪对中国主权信用的最高评级为Aa3；惠誉对中国主权信用的最高评级为A+，并且近10年没有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与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存在较大差距。
经济“底气”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7%的增速，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为14.9%，居世界第二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达17.8%，居世界第一位。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6.7%的增长率，仍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区间。同期，发达经济体及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7%和4.1%，均远低于中国经济增速。
中国的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总体可控。IMF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一般政府总债务为34.46万亿元，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为46.2%。这一水平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水平，也低于欧盟提出的60%的警戒线。与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相比，也处于较低水平，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中国的对外贸易地位迅速攀升，并已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2016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近2.1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份额为13.2%，稳居全球第一位；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额3.69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份额为11.45%，仅比美国占全球的份额低0.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的经常账户长期维持盈余状态。IMF数据显示，2016年经常账户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为1.8%。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保持迅猛发展势头。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831亿美元，首次位列全球第二位，并超过同期吸收外资水平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同期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33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
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裕，在满足市场流动性需求和应对外来风险方面拥有较强实力。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105.17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三成。
近年来，中国政府还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对一些战略重点领域进行了合理布局，在金融体制、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稳中向好，为中国信用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坚强支撑。
长期被低估
过去30余年间，中国经济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奇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并未在西方国家掌控的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中得到体现。中国主权信用的长期低估主要表现为评级上升缓慢，并且很难得到较高评级。
在中国经济基本面未出现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波动频繁，并多次遭到降级。2017年5月，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3下调至A1。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来看，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更加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总量为38.149万亿元，同比增长6.9%，较上年全年经济增速提升了0.2个百分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4%，物价形势总体稳定；进出口总额达13.14亿元，同比增长19.6%，实现顺差12782亿元，国际收支持续改善；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以下的较低水平。市场预期向好，经济发展的信心持续提升。6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11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
随着中国政府“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措施的推出和落实，财税、金融、价格和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改革的持续深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后，中国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进行了规范，政府债务规模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中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与上年相比并未发生较大变化，未来5年也将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可见，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以及对中国评级的低估，反映了西方主要评级机构普遍存在的评级方法的固有缺陷以及对中国改革措施和法律制度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如此前一样，此次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高估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低估了中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对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
提升话语权
在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尽，部分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总体良好的基本面一直没有改变，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者。但在西方评级机构居主导地位的国际评级体系中，中国既要练好内功，也要积极争取扩大国际话语权，在国际经济交住中继续践行大国承诺，在各种风险与挑战中保持大国定力，推动国家信用稳步提升。
首先，要进一步夯实国家信用基础。国家信用不仅反映的是一种债务债权关系，更是一国政府履行相关义务和责任的能力的反映。简言之，国家信用离不开经济基础及相应政策的支撑。一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政府债务总量、国际收支以及经济社会政策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是国家信用基础的考评依据。为此，中国要继续挖掘经济增长潜力，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力争各项改革措施取得实效，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从而为国家信用奠定新的坚实基础。
其次，要逐步加强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国家信用体系，是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以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为核心，以政府监管体系为保障的国家社会治理机制。完善的国家信用体系，是构建信用社会的根本途径，也是提升国家国际信用的重要基础。加强国家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既有利于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也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
最后，要不断提升国家信用评级话语权。当前，在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中，相关规则均由发达国家来主导制定，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进一步推动构建更具广泛代表性的国家信用评价体系，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评级机构，从而打破西方国家在国际信用评级中的垄断地位，维护自身合理合法权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
配文：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加速跑
文／《环球》杂志记者 张海鑫
2017年9月9日，国合信用研究院发布了《“一带一路”国别信用报告》。报告显示，印度国别信用指数71，国别信用等级为A，展望稳定；以色列国别信用指数79，国别信用等级为A，展望稳定。
不难发现，主权信用评级长期被标准普尔维持在“BBB-”的印度，在国合信用研究院的评级中翻了身。“这是因为，我们针对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惠誉国际、标准普尔、穆迪）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评级偏低的问题进行了修正。希望建立更加适应当今世界各国发展趋势的一套国别信用评价体系。”国合信用研究院院长杨玉英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杨玉英说，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不同，国合信用研究院更加注重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未来变化，对一些政治稳定、经济表现优秀以及前景良好的新兴经济体的评级结果要高于三大评级机构。而对于一些经济发展缓慢、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发达经济体的评级结果则可能低于三大评级机构。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一国借贷利率和汇率形成息息相关，目前，国际评级体系被三大评级机构主导，但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迫切需要打破原有国际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现象，纠正三大评级机构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评价。
“中国已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心，要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立体的互联互通，需要国内评级行业的崛起，争取更多的国际评级话语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陈文玲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些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已开始进行国别信用评级研究、指标体系构建以及相关评级工作。目前中国参与过主动国别信用评级的机构主要有大公国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和国合信用研究院等。
2010年7月11日，大公国际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该报告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对美债危机进行了预警，比标普足足提前了一年有余。但是，当时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认受性不高，美债预警并未引起国际社会重视。
“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要获得国际市场认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文玲坦言，“首先，我们要构建的应该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而不是单一的金融信用体系，国内的社会信用建设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有助于我们的信用评价体系得到广泛认可。其次，信用评价影响因子的相关数据要向信用服务业公开，使其能够获得来源清晰、依据准确的信用产品加工原材料。”
此外，“三大评级机构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从最初的上户调研采访、手工制作评级卡片开始，已积累了大量珍贵客户信息，这是目前其他评级机构无法比拟的。”陈文玲说。
不过，陈文玲认为中国的评级机构可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弯道超车。她说：“现在我们的发展不必走三大评级机构的老路，而是应该更多借助大数据手段，加快培育信用评级行业，打造信用服务行业中的领头羊。”
同时，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副司长孙学工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建设和完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中国信用建设已经驶入快车道。国际信用合作深入发展，未来中国政府还将在建立信用相关法律制度研讨机制、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信用服务机构的跨国合作等方面深化与国际各方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