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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在地铁车厢内公放音乐、视频的不文明行为，令许多人倍感头痛，除了劝说外别无他法，还常常引发争执。近日，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亮出了新招，其新修订的《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规定，不得外放声音，否则将列入失信黑名单。无独有偶，有媒体发现，北京、兰州等地此前都已作出规定，将车厢内饮食、大声公放、逃票、从事营销活动等不文明行为记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

不文明行为之所以屡禁不绝，或是因为它只属于道德事物，介于个人自由和公共秩序之间，极易形成不自觉的冒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通常对道德边界缺乏省思，因此会犯错而不知错，甚至去“怼”别人。毫无疑问，将这样的人列入黑名单，乃至于“一处失信、寸步难行”，可以形成良好的约束作用，让他们更重视社会公德的养成，但也正如许多人所追问的，一次不文明行为是否可以代表一个人的道德全貌？一次无意的失信行为，是否必然意味着“寸步难行”的惩戒后果？

闯红灯上失信黑名单、教师用课本打学生上黑名单，学校招生先看学生父母是否失信……现在，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特别是失信惩戒机制的“提速换挡”，“信用机制被滥用”的担忧也随之而来。首先，现在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在制定相应的信用规范，但一些地方随意降低失信认定标准，无法完整体现信用主体的品行，客观上也养成了一切以信用解决的制度惯性；其次，惩戒层面上，信用机制有滥用风险，一切事物均可与信用扯上关系，对人们的生活会造成极大困扰。

种种问题，指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种制度信用，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有效性边界。换言之，信用机制不是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针对这种现象，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特别强调“三个防止”，防止失信行为认定和记入信用记录的泛化、扩大化；防止失信“黑名单”认定和实施失信惩戒措施的泛化、扩大化；防止包括个人信用分在内的其他信用建设举措应用的泛化、扩大化。可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固然“好用”，但我们也要保持冷静，坚持依法依规，合理适度。

制度信用的边界在哪里？北大教授沈岿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是要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诚信社会、‘完人’社会。”笔者以为，这应该是一条需要牢记的底线。我们制定信用标准，既要考虑于法有据，也要努力做到于情合理。针对一般不文明道德行为，可以从行政处罚里找办法，针对违法违纪行为，又有专门性的法纪规范进行制约。只有那些严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失信行为，比如食品药品领域重大违法事件，被规定执行却不还钱的“老赖”等，才可以纳入失信范畴。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大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文件，对比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传统信用概念，现如今的“信用”，正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几乎有无所不包的势态。对于管理部门来说，以信用倒逼个体行为，无疑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着眼于信用制度的严肃性，相关部门要对这种“立竿见影”保持谨慎态度，能用既有制度解决的，就不必要寻求信用救济。在综合考虑到社会危害等影响的前提下，一部分行为可以使用信用规制，以发挥出警示作用。